一

     兩碗黃酒之后，高信疆談興漸濃。他穿中式藍色對襟褂，向后梳理的頭發一絲不茍，其中黑、灰、白夾雜，架在鼻梁上的鏡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臉，他的面色變紅，皮膚微微沁出汗來。
    他回憶起胡適與雷震，李敖和陳映真，在吃了一口黃瓜之后，還品評了古龍與金庸。談起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龍將他從溢滿冷水浴缸中強行拽出，他已喝了五瓶烈酒，渾身燥熱，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別人間。
      他聲音渾厚，叫我把西紅柿醬遞過去時，大聲稱我“知遠兄”。他還摔倒了在從客廳前往衛生間的地板上，然后擺擺手說沒事，似乎對超過六十年歷史的身軀毫不在意。
     這是二零零七年的冬天，我們坐在北京市的西壩河南路的一間公寓里吃炸醬面。公寓位于二環與三環間，與商業中心尚有距離。窄窄的西壩河安靜的流淌，小路上的那間醫院令人想起了集體主義的年代。這種安靜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難得，這座城市變得太快了。二十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飄著豆漿與油條的香氣，小巷的拐角還堆放著大白菜，但如今的濃重霧氣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鋼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樓，亢奮卻乏味。沃爾瑪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貨品，層出不窮的時尚雜志，無窮盡的網絡資訊，是此刻生活的寫照，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與數量的旋渦中。
     大約十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時我還是一名渾渾噩噩大學二年級學生。他是和一連串人、報刊、事件的名字共同進入我的視野的——陳映真、白先勇、李昻、《中國時報》、鄉土文學、美麗島事件……我尚搞不清這些人的年齡、成就與關系，僅僅知道在一九七零與一九八零年代的臺灣轉型中，他們是不可忽略的知識分子名錄中的一部分。
    那時候，愛倫堡的回憶錄《人•生活•歲月》也在同學中流傳。除去他早年在巴黎浪蕩歲月讓我們心醉神迷外，我們也都喜歡書封上所提到的“解凍”兩個字。我們還太年輕，體會不出當愛倫堡將這些青春記憶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公之于眾時，它引發起一代人內心多么強烈的騷亂。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殺戮所激起的恐懼，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帶來的單調，凍結與麻木了兩代人的心靈。如今，他死了，一個時代結束了。直截了當的去揭露真相，是一種反抗方式，它升騰起人們摧毀這種制度的強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討生活的意義、展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也是一種方式。既然專制體制帶來的是恐懼、禁錮、麻木、單一、丑陋，讓我們就努力讓自己體驗自由、敏感、歡樂、多元與美。
     那一代蘇聯人的內心騷亂，在十年后又毫無障礙的傳導到中國。當這本回憶錄的節譯本在七十年代傳入中國民間時，它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到了我這一代時，它仍動人，但閱讀的狂喜已然不復存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國已和一九七七年的中國大不一樣，那個徹底匱乏、壓抑的年代已經消失。但是，它卻沒有徹底的過去?！敖鈨觥边@個詞仍在心中泛起奇妙的漣漪——聽到冰層的破裂的清脆，看到耀眼陽光下的消融，蘊涵著無限的希望與生命。
     而高信疆和他所屬的一串模糊的名字與事件，是另一種“解凍”的呈現，它比愛倫堡更讓我感到親切。蔣介石在一九七五年的死亡，暗示著戒嚴年代的末日。曾經生活在強烈政治陰影下的臺灣社會的思想生活開始松動。倘若雷震、殷海光、李敖意味著黑暗之中一道亮光，是力量懸殊之中的個體的悲壯和勇氣。那么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分散的力量正在被匯集到一處，孤立的個人找到了組織，各種個人、團體主張與手段或許各不相同，他們是小說家、新聞記者、環保分子、政治活動家、藝術家，但他們卻有著共同的敵人——政治專制。正是在這種對抗中，他們也展開出自身最光輝、最富創造性的時刻。

二

      見到高信疆時，我已不再是十年前那個過分理想主義的大二學生，逐漸意識到倘若沒有社會各方面的對應變革，理想主義的光芒也終會暗淡。那個被我理想化的臺灣轉型歲月，已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一個越來越讓人不安的事實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貴的民主理想，正在墮入一個庸俗民粹主義的泥淖。
      我也比從前更清楚的知道了，高信疆是誰。不管怎樣，他主持《人間》副刊，仍像是媒體歷史與知識分子歷史上的某個奇跡，它曾經如此深入和廣泛的影響了整個社會，它設定的議題，為日后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智力上的準備。
      不過，在那個炸醬面的夜晚，我沒太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情。再說，高信疆早在二十年前就離開了《中國時報》，他曾經短暫的執掌過香港的《明報》——這份報紙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中國時報》在臺灣，它們都是各自社會的價值標準的制定者。而在之前的七年時間里，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我聽說他嘗試過與不同的報紙、雜志合作，希望能將他昔日的經驗移植到中國大陸，卻都不了了之。
對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來說，一個統一的中文媒體世界，恐怕是揮之不去的渴望吧。臺灣太小了，香港不僅太小，也過分特殊，只有大陸可能帶來那種遼闊的魅力——超過十億人，他們通過漢語聯系到了一起。但是這個遼闊的大陸、巨大的人群，張開懷抱接納了二流的臺灣演員、過氣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小說，卻沒準備接納真正的思考者和懷疑者。
      不過，清風、明月、黃酒、炸醬面，卻是談論中國的一個恰當情境?！安荒芤驗槿倌甑氖?，就抹殺掉三千年的歷史”，我忘記了談到什么話題時，他說出這句話。他還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斷，在中國歷史上，只要有七十年的穩定時期，它必定重獲繁榮，從秦末的天下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中國到唐太宗的盛世，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興起，期間不過經歷了兩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論點出自何處，我的歷史知識也不足以對此做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黃酒還是別的原因，我內心洋溢起一種難言的興奮。
      我這一代人是在對中國文化的徹底懷疑中成長起來的。以至于習慣性的將現實的所有問題，都歸咎于文化的基因，這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紀可怕的專制和荒蕪的精神世界。很多時候，我們的否定刻薄而無情，仿佛這才意味著徹底決裂，而決裂才意味著新生。但是，這種刻薄卻經常導致一種意外的結果——我們似乎變得更匱乏了、更單調了，內心更慌亂了。
      隨著年齡日增，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欲望，已慢慢在內心滋生。我逐漸覺得，總有些卓絕和美妙的特質，才讓這個民族綿延至今，并曾創造出那樣的燦爛精致。
      那天夜晚，高信疆似乎照例大醉而歸。朋友扶他離去時，像是扶著一個踉蹌的老俠客。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不富任何詩情——亞運村。

三

      我計劃再去拜訪他，聽他講那些風云往事，再去追問傅斯年的那句話的來例。
      但等到來年初時，他的北京電話打不通了，接著就是聽說他在臺北住院了，患的是大腸癌。我也聽說陳映真也一直在住院。
      一個時代似乎都在謝幕。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我第一次到臺灣旅行。在九天的行程里，我不間斷碰到象征意義的新聞事件——陳云林的訪臺、王永慶的葬禮、臺灣沉寂多年的學生運動的復蘇，當然也有《中國時報》產權
的轉讓，以生產米果著稱的食品公司旺旺集團成了它的新東家。我記得交易結束一周后，編輯部才進行了姍姍來遲的表態，發表社論《變動時代中 不變的媒體理念》。編輯們試圖捍衛最后的自信與尊嚴，他們舉出了《華爾街日報》與《洛杉磯時報》的例證——它們雖也所有權更迭，卻仍保持著昔日的新聞品格。但比照其輝煌歷史，最后的堅守中滿是物是人非的感慨。
      我不知高信疆聽到這一消息時將作何感慨，他人生最輝煌的歲月都與這家報紙息息相關。而對于臺灣和幾代華語讀者來說，這家報紙也從來不僅僅是一張報紙、一樁生意，而是一種精神、品格、價值觀。
      再接著，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實際年齡比他看上去的更年輕些，出生于一九四四年，不過六十五歲。他在四十歲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功業。
      一連幾天，我都在回憶我們唯一一次見面的場景?；蛟S也在暗暗比較我們這兩代人之間的異同。他們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錮對個人自由、思想和審美帶來的傷害，而到了我們這一代，敵人已不再如此明確，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費文化和扭曲的政治形態卻塑造了一種新牢籠，將我們困于其中。不管臺灣還是大陸，解凍時期所蘊涵的希望與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爾納克的感嘆：“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已發生過多次。崇高的理想變成了粗俗的物質。因此希臘變成了羅馬，因此俄羅斯啟蒙運動變成了俄羅斯革命?！?br />      不過，我們丟失掉的不僅是他們那一代的純真和勇氣。我更感到還有那股濃烈的情感，它深藏于一代代最優秀的中國人身上，讓他們即使在悲觀的時刻，仍有行動的勇氣，而不僅僅是現實的俘虜。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2009-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