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中國開始流行排名。從小學生開始，就面臨著排名的壓力；到了中學，面臨高考的壓力，在班級、年級中的名次，幾乎就是父母眼中大學的幻象。

      上了大學，個人的排名似乎沒有了。不過，自己所在的大學的排名就事關重大了。是不是985？是不是211？是則歡欣雀躍，否則如喪考妣。這些天書似的數字，其實都代表著一種GDP增長數字式的沖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211是21世紀100所大學，985是培養世界一流大學的候選名單。

      當然，美國也有大學排名名單，《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每年都要評選全美最佳大學排名，而這一期通常都是洛陽紙貴，成為美國家長與高中生擇校的必須性資料。只不過，在他們的榜單上不僅僅是這些學校的名次，還包括了專業名單、研究水平、學生素質的綜合考量。此外，除了為中國人所熟知的常春藤學校之外，許多學院在專業上，遠遠高于類似于哈佛、耶魯、哥大等這些名校。這個排名固然成為名校競爭與家長擇校的重要戰場，但對于學生而言，毋寧更多地是尋找自我興趣與職業定位的一個指南。

      至少，在我看來，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甘陽教授是不反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只不過他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路徑，與一般人不同。

      在他的著作《文明 國家 大學》之中，除了闡述他念茲在茲的中國道路“通三統”理論之外，他不斷重復論證的話題，是大學本科的通識教育以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路徑。

      在甘陽看來，中國目前的大學建設方向，不是朝著世界一流大學，而是朝著“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學”的道路。其主要的罪證是：

      其一，中國的大學在制度上以及評價標準上，并不鼓勵與培養在本國生長的教師，而是熱衷于引進國外名校的畢業生。這使整個教師資源被西化，無從建設屬于自我系統的教育力量，只能跟著國外教育的屁股后跑；

      其二，中國目前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評價標準也不過是熱衷于在國外的學術期刊上以英文發表。由于語言能力的缺陷和研究對象的局限，因此學術研究標準在世界等級上是低的。他倡導以中文發表、構建中國自己的學術期刊系統，形成獨立于西方的學術評價標準，惟有如此，才能夠獨立于西方的學術系統，從而造就屬于中國文化本身的世界一流大學。

      可以這么說，甘陽教授雖然有很長時間的國外受教育經驗，但是他從“敵營里殺了個回馬槍”。成為了反西方教育系統的急先鋒。

      在教育這件事上，我是一個完全的局外人，既不在教育管理系統中，也不在教育前線中，甚或都不在教育的體驗中。但是，作為一個關心教育系統及其變更的公眾，我深刻懷疑——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甘陽教授這套帶有強烈自力更生意味的教育系統改革。

      當然，甘陽教授不是一個教育本土化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在2003年批評北大改革方案時曾經設想北大的聘用標準：“第一，主要面向國內博士；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時，主要聘用那些專門研究西學的人……第三，一般情況下不聘用那些作中國研究的留美博士?！比欢?，即便如此，我仍然對于甘陽這種反西方教育的自力更生系統懷有畏懼。

      我，作為一個公眾，對于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有著與甘陽教授截然不同的標準和要求，我亦自信有許多人都與我有著共同的愿望。

      其一是我們的大學是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的教育機構。我認為這乃是成為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最基本要素。這種類型的教育機構當然有著全套的機制來保證。他們的經費來源不全部來自國家的撥款，他們的管理機構是獨立于行政系統的，他們的校長不由政府任命，他們的教師不必接受國家課題，他們的教授對自己的研究負責，他們的學生擁有健全的心智……學校的管理系統于是從行政系統中脫離開來，校長和學校的行政官員們乃是對學校的長遠負責而不是對政府機關負責。于是學校的長期利益得以保證，他們不必拼命擴招而是必須守持學校的純潔；教授們迸發研究活力；學生們脫離開中國革命史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束縛，尋找自我的興趣與職業。

      甘陽教授顯然忘記了這樣的一個命題。中國大學的教師聘用方向，并不由或者不完全由校長們決定，而是由教育管理系統所制定的規劃來進行。211，985的天方夜譚，不就是如此出來的嗎？

      其二是我們的大學必須培養學生的靈魂與精神。我們今天所有的大學，從第一流的北大清華復旦，到其后不在幾個計劃之內的小學校，都不過是職業培訓學校而已。在專業劃分上無限細致，在人文精神與社會意識培養上全然缺乏。我們多數人幾乎從未讀過什么經典，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我們不關心這個世界上價值觀與世界觀的變動；我們也沒有培養高貴而善意的精神，無論是中國的鄉紳倫理還是國外的紳士精神。對于延續人類最重要的人文氣質，大學任由學生憑借本能去探索，自生自滅。甘陽教授在這一點是有著充分認識的，他所提倡的通識教育，恰恰是在這方面用力。不過，他也承認，中國10年來的努力，歸于顆粒無收。

      其三是大學的教育成果需與社會的需求相對應。這里面包含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大學作為社會的知識集散地，應為社會提供社會發展的解釋和方向，這涉及到學校教師和研究人員的作為；另外一層意思是畢業的學生應能夠適應與提升社會發展的當下水平。在《美國現代大學的崛起》一書中，作者維塞寫道：“（大學）應該再三謹慎地保證，其博學人士的研究致力于促進人民的共同福利；它應該以高效率的方式組織其事務，以便讓任何碰巧走進校園的實業家或議員感到放心；它應該成為主要的不是獲取抽象樂趣的地方——用于唱歌和喝彩、用于俱樂部生活的儀式和‘恰當’的演講；它應該是一個銅管樂隊奏起輕松而有感染力的樂曲時，幾乎所有人都會輕輕低合著節拍跺腳的地方?！币馑家簿褪钦f，大學應當成為社會總體制度中的一個部分而不是游離其外。

      其四才是大學是否在整個國家乃至國際的教育系統中占有一席之地，成為萬眾來朝，成為世界瞻仰、公眾服膺、教授來歸、學生爭先的一個圣地。每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無不自豪于其獨立的學術地位，無不驕傲于其獨特的學校文化，無不彪炳其獨有的校友榮光，無不獨步于社會就業競爭的殘酷環境。

      而轉回頭看看中國的一流大學，傳統的名校北大、清華與復旦，哪個不掙扎在教育管理系統頤指氣使的驕橫之中？哪個新進的名校，包括浙大、南大和汕大，不在當下教育目標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的苦痛之中？

      我說的這些標準，看似與甘陽教授所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問題關公戰秦瓊，南轅而北轍，我卻認為不然。中國今天的大學教育體制緣何造就如此困境？端底恰恰在于其內在的“自力更生”的沖動與自我，拒絕、抵抗融入世界教育體系的慣例與通規。

      至于甘陽教授所提的英文論文系統，其一實在是末梢細節問題，其二根子仍在制度。試問如果中國的教育系統若有自由與自主建立起一套不經審核的核心期刊系統，中國的教授們何嘗不愿以中文發表他們的見解——說實在的，在許多關于中國的問題上，我以局外人身份與老外專家對談，亦覺對牛彈琴，更何況那些功力資深的教授學者？話又說回來：美國200多年來所形成的方法論與邏輯學，中國的中國研究者，尚有長路要走：研究中國文學的宇文所安，研究中國歷史的史景遷，研究中國政治的費正清，研究中國社會的謝和耐，試舉幾個中國當今的學者來比較？

      我常以為，中國的知識精英愈來愈有閉門造車，輕蔑社會（而不是公眾）的嫌疑。他們慣常認為大學與研究，乃是少數精英之情態，無須告知公眾。但需知道，學術獨立于社會，與學術脫離于社會，乃有本質之差別。若社會未來之主宰的大學生，硬生生乃是由一群輕蔑社會的精英所培養，他們如何能夠以社會的共同福利作為職業和精神指引？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來源：2012年03月19日  FT中文網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連清川）